在甲午战争之前的1891年，清朝的江南制造局已开始生产7.7毫米口径的快利步枪，并曾计划将其作为全国统一的制式步枪。然而，由于生产能力和质量问题，这一计划未能实现，甲午战后在筹建新军时，北方新军并未选择使用快利步枪。而与此同时，北方新军也不愿采用南方兵工系制造的汉阳造步枪。面对这两者无法选择的局面，袁世凯率领新军决定另辟蹊径，选择了奥匈帝国于1895年刚刚装备的曼利夏1895直拉枪机步枪。由此，新军的步枪标准化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三方混战的局面。综合种种因素，直到八国联军侵华前，虽然清朝确立了若干精锐部队，但步枪装备的标准化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，反而愈加杂乱。

　　当时，袁世凯领导下的武卫右军被认为是国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，完全效仿了德国陆军的建制，配备了先进的兵员和装备。其总部机关设有总理营务处、教习处、粮饷局、军械局、军医局等多个部门，完美按照德式陆军制度建设的样式成立了新军。

　　在武器装备方面，袁世凯深知步枪标准化的重要性，通过德国顾问汉纳根的协助，采购了5400支奥匈帝国曼利夏步枪和700支曼利夏马枪，作为新军的制式武器。借此，定武军成为国内首支全军统一口的部队。为了简化后勤支持，定武军的曼利夏步枪采用了与汉阳造步枪相同的7.92毫米圆头弹，而非奥匈帝国的8毫米子弹，这样就大大简化了弹药供应。

　　起初，定武军仅有4700名士兵，所采购的6100余支步枪足以满足需求。后来，定武军扩编为武卫右军，兵员增加至7400人，去除炮兵后，这些步枪数量仍然足够。然而，随着新军快速扩编，定武军的兵员逐渐增多，造成了后续的武器短缺问题。

　　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，武卫右军的快速扩编暴露了武器储备不足的问题。尽管兵力翻倍，袁世凯曾采购的奥匈曼利夏步枪只有6000多支，武卫右军的装备在扩编过程中开始出现极大的混乱。到1900年庚子国变时，武卫右军装备的主要步枪包括毛瑟无烟小口径连发步枪（如1888委员会步枪和汉阳造步枪）1252支，奥匈曼利夏连发步枪6791支，以及曼利夏骑兵枪963支。所有这些步枪都使用统一的7.92毫米口径弹药，共计约130万发。

　　尽管步枪在口径上大体统一，但由于扩编过快，武卫右军不得不征用大量旧式武器来补充空缺。最终，武卫右军共装备了哈奇开斯有烟步枪669支、哈奇开斯骑兵枪60支、林明敦边针连发枪22支、毛瑟1871/1884单发步枪1624支等各种武器。尽管武卫右军人数达到11000人，拥有11371支步枪，但其武器配置仍然杂乱无序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弹药储备也严重不足。

　　除了袁世凯的定武军外，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也是当时实力最强大的部队之一。该军拥有32个营，总兵力达到16000余人，装备了当时国内最为精良的枪炮。在步枪方面，武毅军早早意识到武器标准化的重要性，尽可能使全军使用统一的武器，并跟随袁世凯的步伐采购了奥匈曼利夏步枪。

　　武毅军的步枪分为训练用和作战用两类。根据《武卫军》一书的记载，武毅军装备的步枪包括：德制毛瑟步枪一万支（用于训练）、奥匈曼利夏步枪一万支、马枪1400支，以及200支新式小口径毛瑟步枪，合计拥有11400支主力步枪。除此之外，武毅军还保留了大量旧式步枪，主要为11毫米毛瑟M1871/84有烟步枪、哈奇开斯步枪等，用于训练和非战斗用途。

　　尽管武毅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相对充足，但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类似袁世凯的预备役制度，兵员无法随时增加。这使得在庚子国变时，武卫前军无法通过预备役迅速扩充兵力，反而因兵员老化和其他问题，最终兵力远未达到编制要求。

　　此外，武卫前军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弹药不足。尤其是用于作战的新式小口径无烟步枪，子弹极为紧缺。其主要原因是聂士成未能如袁世凯般采购7.92毫米口径的弹药，反而购买了奥匈帝国的8毫米口。因此，武卫前军的曼利夏步枪与汉阳造步枪无法使用相同的弹药，造成了极大的后勤困扰。

　　到了1900年，武卫前军主力的曼利夏步枪仅拥有36.7万发8毫米子弹，平均每支步枪只有32发子弹，而其他老式步枪的弹药储备更加充裕，但也无法满足战时需求。如此一来，尽管武卫前军名义上有324.92万发子弹，但实际可用的现代化子弹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且总量远不足以支撑一场大规模的战斗。

　　经过五年的武器更替与标准化尝试，清廷最精锐的两支部队的武器装备依然极为杂乱，步枪种类多达六种，甚至新式步枪的弹药储备也严重短缺。由此可见，清朝新军在步枪制式的选择和后勤保障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漏洞。